李泽厚：学术与人生

黄土地上望星空

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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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节选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20年7月14日

图/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记者 姜晓明

# 谈学术 #

人物周刊：今年“五四”那段时间，网上有一个关于“前浪”和“后浪”的视频被讨论很多，您是怎么看一代又一代年轻人？

 李泽厚：关于“五四”我写过两篇文章。一篇是《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》，这篇被说得很多。另一篇比较短，叫《启蒙的走向》，大家没怎么注意，其实很重要。“五四”七十周年的时候，在北大举行了座谈会，很多人发表了讲演，我也讲了，就是这篇《启蒙的走向》。“五四”的一个话题是启蒙。90年代以后，中国一些年轻学者搬出一大堆后现代理论，反对启蒙。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启蒙。康德讲得很清楚，启蒙就是唤醒理性。“五四”时期，中国的启蒙也是为了救亡，这我也讲得很清楚。有些人批评我，却根本没有看该文。该文一开始就说救亡与启蒙是相互促进的。《启蒙的走向》中还讲过，“五四”是“激情有余，理性不足”。当时火烧赵家楼，打外交部长，只有一个人比较独特，就是梁漱溟，他说这是违法了。还有一点，民国的时候，国民党曾经想把青年节从5月4号改到3月29号，3月29号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那一天，这是国民党想维护他们的党国统一，结果没改成。我们这一代人还记得，你们恐怕就不太知道了。

启蒙催生了现代社会。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，以契约为原则。中国以前是没有什么契约的。但现在有的人讲启蒙又很奇怪，稀奇古怪的都有。我觉得启蒙就是以前讲的启蒙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启蒙。美国著名学者讲宋明理学是启蒙，能同意吗？为什么我在2004年还提出要启蒙，不要“蒙启”呢？那时候蒋庆他们在搞读经班，不要学校。有的人认为慈禧太后废除科举都错了，但你不废除科举，办新式学校，能有现代化吗？有的人真的信了，进了学堂，不进学校了。结果十年证明失败了，教出来的学生什么都不懂。启蒙是促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。启蒙就是欧洲讲的启蒙，就是由理性决定，没有什么别的启蒙。

人物周刊：您思考过启蒙带来的问题么？

李泽厚：当然，启蒙的确带来很多问题。前面提到的《伦理学新说述要》里，专门有一节叫“过犹不及”。理性控制一切的话，结果造成理性至上。恶性竞争，贫富悬殊，以个人的名义控制资源等等。结果引出反启蒙反理性的思潮。从尼采开始，一直到福柯、德里达这些人。反启蒙反理性这个思潮很新鲜、时髦，于是就被中国一些人拿过来了。你看，外国现在反对这个，新殖民主义啊，认为这是精英的侵略。于是有的人坚决反对加入WTO，我当时跟这些朋友口头辩论过，我觉得加入WTO对中国绝对有好处。

自然科学不断翻新，因为越做越细，能够提出新意见。人文科学很难翻新，几个结论在那，怎么翻新？所以有的人为了出名，就做翻案文章。国外很多人文学科学者，完全是做翻案文章出名。比如以前说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，现在一些学者讲，中世纪也有很多好的啊，哪些哪些很进步啊，做翻案文章，结果就出名了，其实并不正确。又如，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化是自己发展出来的，外来刺激—反应说是错误的，推翻了费正清等人的旧说，其实并不正确。这种所谓翻案创新，无奇不有，例如说现在速度快，时间便短，因此活八十岁不如以前活四五十岁时间更长，宁肯活那四五十岁为好……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，貌似新颖，其实不对，但可以因此而出名嘛。自然科学的翻新一般不会倒退，人文领域则不一定，有些就是倒退。

其实，很多老的理论比新的理论好，并不是越新的越好。我以前就讲过，洛克、康德，比斯特劳斯、施密特要好，要强得多。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有的翻案正确，有的提供不同视角，大有裨益，如此等等，这就要具体对待了。但现在主要是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人们还是在赶西方后现代的时髦，都是转述、模仿。根本性的创造太少。我讲过当代一些学人有“两大问题”：一是，情绪左右思想，不能客观分析；二是，喜欢抽象议论，缺乏具体思维。

1979年秋，李泽厚在北京十渡

启蒙有利有弊，但总体来说，是利大于弊，推动历史前进。史蒂芬·平克写过一本《当下的启蒙》，否定了后现代，从尼采一直批评到了福柯、德里达，结果遭到许多学者的攻击。我却跟平克的看法相当一致。我不同意他的语言本能的看法，但在痛斥后现代反启蒙这个问题上，与他的用统计学材料对尼采等人的责难贬斥，却非常赞同。启蒙没有什么西化的问题，同是启蒙，英、法、美，就并不一样，但总的趋势就是推崇理性。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，而是理性太少。这方面，我还是康德主义者，理性还是人类的特征。

尼采是怀疑一切，尼采永远有人喜欢。黑格尔说过，年轻人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认为一切都应打破，重估一切价值；第二，认为自己最行，是天才；第三，要么是黑，要么是白。年轻人喜欢尼采不奇怪，年轻人总是认为自己最好嘛，都要打破嘛。我觉得二十岁喜欢尼采可以理解，鲁迅也喜欢过尼采，但是，你到六十岁还喜欢尼采，我就觉得值得怀疑了。尼采好，还是康德好？我觉得康德比尼采高明多了。尼采有他的学术价值，但中国的一些学者把尼采捧成圣人似的，碰都碰不得，这我很不赞成。

人物周刊：您认为他们为什么推崇尼采呢？

李泽厚：一个就是因为年轻啊，要打破一切啊。最后还是为了名利。做一个独立的哲学家多好，休谟、康德等人都是如此。哲学家和政治家很不相同，政治家可以有许多学术参谋，但他只能采取一种，而且要适应不同情景状况加以修改应用，不会也不可能那么学理充分。政治家不可能是书斋中的哲学家，也不可能是什么“哲学王”（柏拉图）。哲学家也不必做政治家的“帝王师”，两者本有分工，无需统一。

国外有人说我的欠缺是没带多少学生，可以支持支援你的思想学说。的确，现在好些学者、教授到处去带学生，然后徒子徒孙一大堆，成了一股势力，一个派别，于是名声大振。我就没有什么学生。特别是我从来没有要求学生看我的书。我的学生也的确都没怎么看我的书。这也怪我，我现在后悔了。我要是让他们看我的书，他们现在的成就可能会大一点。（笑）

人物周刊：网上曾经流传您给学生赵士林写的序，大家觉得你们都很坦诚，您在序里批评自己的学生，说他背着您写书，您对这本书不负责。很少有人这样写序的，而且赵士林把序登出来了。

李泽厚：我不管啊，我对那本书不负责任。但那本书还得罪人了，因为赵士林在书里骂了别人。我写了这个序，但别人还是认为我指使赵士林写的。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我没有骂人的习惯，我对人印象不好，也不骂人。

人物周刊：许多学者都说您在学术上的原创力是极其难得的，您自己有没有想过，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么强的原创力？

李泽厚：我的确没想过。我读书读得比较广泛。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早上看柏拉图，下午看别林斯基，早上看的是哲学，下午看的是文学。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，要总揽全局，但考虑的问题很多都太空。如果书读得太少，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。搞历史的呢，是狭而深，就盯着那个领域，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，也认为那些没价值，必须有足够多的史料，才是真学问，所以也很难干出非常重要的原创。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，比较广，但都比较肤浅。我很多年前就跟学生讲过，你要高、要深、要博，你才会有原创力。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，人文领域似有此前提。

原创力从哪里来呢，想象力当然重要，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判断力。康德讲判断力很多是没法教的。自然科学家的原创力也是来自独特的选择和判断，艺术家的理性判断力不一定要高，但是感性的原创领悟要很强。

原创力一方面靠你先天的领悟能力，一方面后天有一些范例可以学习，80年代我就讲过“支援意识”问题。康德两百年前的书现在还很耐读，那是了不起的，康德便极其博学，又有极强大的判断力，他提出的那些问题，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回答，这样的一些人物就值得学习。这是智慧，不是知识。知识可以教，智慧就不能。一些大师都没有什么老师，爱因斯坦有什么老师啊。我觉得当前文坛、学界似乎一方面缺乏原创性，大多是搬来西方学院话语套在中国问题上；另一方面则仍然是红卫兵式的“不破不立”，对前人和同辈的成果成就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一概骂倒，只喜欢找同行的毛病、错误，而不看重他们的优长与贡献，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老毛病。曹丕就说过，文人相轻，自古皆然。元稹、白居易通信中说“韦苏州”（韦应物）诗生前没人看得上，死后却被人高扬等等，可见一斑。自己老摆出一副创造脸却并无创造，如鲁迅当年嘲笑过的“创造社”一样。

1985年，钱学森（中）与李泽厚夫妇

在北京和平里九区1号

人物周刊：有一段时间，桑德尔(Michael Sandel)在国内很火，您曾经用了很大篇幅的文字来回应桑德尔，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？

李泽厚：当时他在中国太受欢迎了，在北京、上海讲演，几进几出，很多人推崇吹捧他，很少有学者提出质疑的。比如说，某个地方受灾了，他当场问一大群学生，要不要涨价？你是道德原则还是市场原则？要学生举牌作“是”（yes）“否”（no）的回应。他主张道德原则，都不应该涨价。这本身就是误导嘛。即使是受灾，受灾地区也不同啊，居民的富裕情况也不一样啊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。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讲得很多，就是根据具体的时间、地点和条件来决定哪个是对哪个是错。你不能说统统都是道德原则，统统都要减税，那不对。有的地方可以减，有的地方可以不减。你不能用一个先验的概念来统一一切。我那本书就是反对这种理性至上的黑白分明的一统思想，亦即与先验理性有关，所以那本书既是反对桑德尔，也可以说是借题发挥，主要倒是谈自己的伦理学。

人物周刊：这些年，“致良知”这个话题说得也很多，您又是怎么看？

李泽厚：我在最近那篇文章里面，后来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多，有一页专门谈这个问题，包括《伦理学新说述要》，也提了“致良知”是什么意思。因为中国没有上帝的信仰，企业家们的钱赚足了，子孙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了，那还有什么寄托呢，就想找一些东西来修身养性，就搞出了“致良知”，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王阳明那个意思。王阳明的意思是把道德变为一种直觉，恰恰是要经过刻苦的锻炼，不是像信佛或者信什么东西。他们是找一个东西信吧。信什么，信良知。良知哪里来的呢，是天给的，中国的天是含含混混的。

# 谈人生 #

人物周刊：十年前，您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，只是和家里人吃一顿饭，喝几杯高级的洋酒，九十岁生日怎么过呢？

李泽厚：没有任何变动。我家里有路易十三，这算比较高级的酒了。我从来不过生日。包括八十岁那一年，他们几次要给我祝寿，我都辞谢了。去年，国内就有两批人打算赴美预贺九十寿辰，统统被我婉拒了。我不干这件事，因为没什么意义。我只过过一次生日，就是六十岁。那是1990年，在北京，我也只是请我的几个弟弟妹妹来家里吃了顿饭，没有任何外人。

人物周刊：以前大家都说您手不释卷，现在每天看书的时间多吗？

李泽厚：现在因为眼睛不好了。以前就不怎么好，老了嘛，看书的时间只能很短。但不看书，又没什么事情喜欢做。

人物周刊：您所在的博尔德人口很少，您以前也说过，住在那里太孤独了，人太少了。

李泽厚：那没办法，孤独伴了我一生。

2000年，李泽厚与弟弟和三位共祖父母的妹妹

人物周刊：九十年来，有没有那么一刻，产生过有神的想法？

李泽厚：我从来没有过。我从来都不信神。命运是自己决定的，不是神决定的。只能自己反思自己。靠神是靠不住的。人们说上帝已经死在奥斯维辛，上帝如果全知全能，怎么能允许希特勒杀那么多人，那么残酷呢。所以我以为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。

人物周刊：十年前，我们在访谈里就谈到“幸福”的问题。十年之间，这个问题被大家一再谈论，您理解的“幸福”是怎样的？

李泽厚：“幸福”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。物质生活也许可以，衣食住行的改善，对一般的人来说，就是幸福。但是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没有价值啊，宁可做苦行僧。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是痛苦，反而不幸福啊。有的人认为幸福是伦理学的问题，我认为不是，幸福是一个宗教问题，一个美学问题。

人物周刊：十年前采访您，您说死后要把大脑冰冻起来，几百年之后再研究，看能否从您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，证明您的积淀理论。如果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，您觉得比您所有的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。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么？

李泽厚：这不是想法，我已经联系了那个冷冻机构，已经捐了8万美金，每年还得付几百美金会员费。当然，如果做不成或不能做，这8万美元会全退回，现在他们拿去是为该机构的投资等用途。很多人联系这个机构，是想复活（《圣经》便承诺过人身体复活），他们希望死了不久就复活。我认为复活是绝不可能的。我不要求复活，所以我要求保存越长越好，等到脑科学发达到可以进行研究的时候，但是能不能做到就不知道了。我已经这么做了，我不是随便讲句空话而已，但我现在估计95%是做不成的。

人物周刊：您一直关注脑科学，您很乐于从科学的角度跟您的学说做一些对接。

李泽厚：人类对世界，对宇宙，对外物的了解，比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多得多啊。相较于理论物理这样的学科，医学还是非常幼稚的科学，因为医学更难啊，人的生命，加上社会因素，很难啊，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。假设理论物理是大学，医学就是幼儿园，差得很远。人类实际上最主要是大脑，大脑支配着一切。所以，研究脑科学很重要。脑指挥一切，但具体怎么指挥，现在搞不清楚嘛，我为什么说要300年或500年，至少得这么长的时间，才能够有一个初步了解。

人物周刊：谢谢您接受采访。这些天聊下来，您也很疲惫了。最后，您还有哪些话要向读者讲？

李泽厚：我想引用我比较喜欢的自况集句联：“悲晨曦之易夕，感人生之长勤（陶潜）；课虚无以责有，叩寂寞而求音（陆机）”。以此作结，并告别读者。谢谢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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